醫療衛生歷史篇：日治時期

1. 踏上瘴癘之島－日治初期傳染病防治

范燕秋¹

1.1. 臺灣熱帶風土與瘴癘之地

　　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自古以來素以「瘴癘之地」著稱。清代臺灣地方志書或文人筆記多言，臺灣水土多「瘴氣」，行旅人民容易染患疾病。明清時代，軍旅駐防也記載臺灣是「瘴癘」盛行之地。1874年，清國因 牡丹社事件 ，沈葆禎率兵來臺主持防務，然所率領「南北路諸軍、多感染瘴癘，死者數千人」。其實，在同一事件中，發動軍隊的日本這方，日軍佔領臺灣南部期間也遭遇熱病侵襲，結果日軍戰死者僅12人，但病死者高達561人，病況極為慘重。當時日軍並不瞭解這種熱病，姑且稱它為「臺灣熱」，實足以傳達臺灣熱帶風土所造成的威脅。
　　事實上，漢人文書中的「瘴癘」，或者日軍所謂「臺灣熱」，都是指臺灣自然環境有關的傳染疾病。在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日本殖民所引進西方近代醫學，才逐漸揭開這些疾病神秘的面紗，並展開有效的防疫措施，將臺灣社會推入近代公共衛生的時代。

1.2. 乙未戰役與日本軍隊爆發的傳染病

　　十九世紀中葉，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建立近代國家之後，仿效西方國家向外侵、擴張，從1874年首次侵占臺灣，至1894年甲午戰爭戰勝清國，成為亞洲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1895年 5月，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和約，割讓臺灣，臺灣紳民成立「臺灣民主國」，反抗日本佔領，為臺灣近代史的「乙未戰役」。

國寶：臺灣民主國國旗。圖像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　Holding Institution: National Taiwan Museum（TM_04_01_0004）

　　1895年3月，日本首先派軍隊進佔澎湖，日軍於短時間佔領澎湖，戰場傷亡輕微，總計死亡3人，受傷27人。不過，澎湖的日軍部隊隨即爆發傳染病流行，以霍亂最為嚴重，當時日軍動員總數為6194人，霍亂患者1945人及病死者多達1247人。這些日軍病死者合葬的墓地，就稱為「千人塚」，為日治時期澎湖地方史蹟，見證當年戰役日軍病死之慘烈。

同年5月，日本派遣由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率領的近衛師團來臺灣接收，稱為「征臺戰役」。不過，日軍征臺戰役遭遇最大的阻力，並非抗日武裝勢力，而是感染傳染病死傷。至1895年11月為止，日軍征臺戰役的傷亡總計是：戰死164人、負傷515人、病死4,624人，以及患病者26,094人，後兩項總數超過日軍動員總數的二分之一，以及病死者是戰死的28倍之多。就疾病分類統計，顯示日軍患死者以傳染性疾病為主，患者以熱病瘧疾佔多數，病死者則以霍亂為最多。事實上，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也感染瘧疾，而病死於臺南，是死於臺灣的第一位日本皇族，日本為此興建臺灣神社，以他為主祀神衹。

1.3. 日軍部隊防疫的困難與影響

1895年乙未戰役期間，為何日軍部隊遭遇如此嚴重的傳染病流行？依據當時擔任隨軍軍醫 堀內次雄 的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對於臺灣的風土疾病所知有限，由於尚未調查臺灣的地方病及傳染病，無法著手防治疾病。二是臺灣缺乏衛生保健設施，面對霍亂流行，因缺乏飲水設施，也未有海港檢疫設施，難以控制它。三是預防醫學研究的侷限，當時 細菌學 還很粗淺，預防法與治療醫藥也不完備。

　　在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確立以西方近代醫學取代傳統漢方醫學， 堀內次雄 是以西方醫學的立場，指出當時西方醫學對於傳染病研究，雖歷經 細菌學 革命，但仍在起步階段。同樣基於西方醫學觀點，他提出傳染病防治的基本方法，包括疾病的科學調查，了解傳染病傳播媒介，以及必要的衛生設施等。同時，他以親身經歷指出：由於日軍「征臺之役」受創於傳染疾病，日本認知臺灣統治最迫切、也最困難的問題是衛生工作。也因此，臺灣總督府於治臺之初，就重視衛生改善工作。

1.4. 阻擋傳染病入侵的衛生設施－海港檢疫

依據日軍在乙未戰役遭遇的傳染病問題，以霍亂造成最多病死者，其中背景因素是十九世紀發生五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形成東亞地區霍亂流行系統。因此，乙未戰役日軍爆發的霍亂流行，是軍隊從外部帶入臺澎地區，包括從日本帶來，以及日清戰爭戰場帶入。
　　不過，十九世紀霍亂大流行也被視為「衛生之母」，即催生霍亂防治措施，包括防範傳染病自外部傳入而施行檢疫，以及公共衛生改善工程，如提供乾淨的飲水和排除污水。因此，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之後，前一年 (1894) 廣東香港爆發鼠疫流行，鼠疫入侵與臺灣交通頻繁的廈門一地。1896年 4月，總督府制定船舶檢疫假 (臨時) 手續，於五個港口施行船舶檢疫，為臺灣施行海港檢疫的開端。1899年 8月，總督府以律令公佈臺灣海港檢疫規則，依據日本海港檢疫法施行檢疫。這也是日本取得國家檢疫權之後，隨即將檢疫制度移植臺灣的行動。

1.5. 傳統瘴氣論與上下水道設施

十九世紀，因世界性霍亂大流行的衝擊，西方醫學在發現霍亂病原菌之前，受傳統瘴氣論的影響，重視兩方面的衛生設施，一是鋪設下水道，排除污水；二是建設上水道，提供乾淨飲水。日本明治維新後，為防治霍亂，也建設同樣的衛生設施。日本治臺之初，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自始重視衛生設施。1896年，後藤氏推薦巴爾頓 (William K. Burton、1856-1899) 來臺，擔任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技師，負責城市衛生工程調查與規劃。

　　Burton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專長衛生工程，1887年受聘前往日本擔任內務省衛生局衛生工程技師，兼 (東京) 帝國大學工學部僱用教師，實際是日本最早的衛生工程講座教授。Burton為協助防治霍亂，前往日本各主要城市進行環境衛生調查，提出上水道及衛生改善計畫書，尤其重要在完成首都東京市上下水道規劃。
　　1896年，Burton以貢獻專業給臺灣的心情，與他的學生濱野瀰四郎來臺任職。為了確立臺灣的衛生工事，除調查臺北城內及漢人市街衛生之外，也前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華人與洋人混合居住地考察。據此，他提出以衛生觀點，對於都市計畫、建築與上下水道做整體規劃。1898年，總督府公布的環境衛生法規，就是以他的規劃為依據。1897年初，Burton因探勘臺北水源地感染瘧疾。其後，又罹患痢疾。1899年，他完成基隆水道調查設計後，因舊疾復發，返回東京治療，於同年8月不幸病死。他設計的衛生工程，則由 濱野彌四郎 接手完成。

1.6. 細菌學時代與傳染病防治之展開

1883年，德國醫學者 柯霍 (Robert Koch，1843-1910) 發現霍亂弧菌 (vibrio cholera) ，標誌著西方醫學進入 細菌學 時代，也主導防疫工作方向。因此，傳染病防治重要措施是對於感染或疑似感染者 (帶菌者) ，進行隔離管控或醫療，以避免傳染病的擴散。以及由國家公告、指定特定傳染病，也就是法定傳染病概念，以防範或預防其傳染、擴散。1896年10月，總督府以律令發布臺灣傳染病預防規則，指定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痢疾等八種法定傳染病，明定防疫措施包括設置檢疫單位、患者隔離、交通遮斷、患死者處理及其醫師報告患者的義務，為總督府施行傳染病的依據。如圖一日治時期臺灣法定傳染病統計，反映總督府對於主要傳染病的防治成效。不過，要了解傳染病防治如何催生公共衛生，則唯有考察個別傳染病防治的過程。

2. 後藤新平與日治初期公共衛生的建立

2.1. 面對熱帶殖民的挑戰－後藤新平的提案

臺灣是日本近代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也是熱帶殖民地。在1895年乙未戰役期間，日軍部隊遭受各種傳染病侵襲，病亡者眾多，耗損嚴重，證實臺灣統治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是熱帶風土疫病問題。在日治初期，臺灣統治處於極不穩定狀態，原因除了臺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之外，駐臺日軍部隊和日本官員飽受風土疾病傳染的威脅，死亡率偏高。1898年，後藤新平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之職，提出「治臺新方案」，檢討臺灣統治的各種困難，列舉要項之一就是「惡疫瘴癘未除」，顯示克服傳染病問題成為施政的目標。

2.2. 生物學原則的統治與公共衛生的運用

　　後藤新平 (1857-1929) ，是醫師出身的衛生行政官，也是創建日本近代公共衛生基礎者之一。1896年，在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任職上，關注臺灣統治如何處理臺灣人的鴉片吸食問題，並提出臺灣鴉片漸禁政策，為日本中央所採納，因此受聘為總督府衛生顧問，負責規畫臺灣鴉片制度與衛生制度。1898年4月，因新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選任，轉任總督府民政局長，主掌殖民地行政事務。他面對臺灣統治的各種難題，採取生物學原則的統治，也就是科學殖民政策。
　　所謂生物學原則的統治，特點在重視科學調查、善用人才，以及採行漸進措施。依據後藤新平所提出的比喻，鯛魚的眼晴長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眼晴長在頭的一邊，就像比目魚的眼晴不能取代鯛魚的眼晴，一個社會的習慣和制度是長久以來因應需要形成，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貿然更改。因此，統治臺灣的當務之急，是對臺灣的舊慣制度進行科學調查，而後採取順應民情的施政，不可貿然以日本的法制取代臺灣的舊慣，否則就是文明的暴政。依據他這種理念，為克服風土疫病問題，必須建立近代衛生制度，運用科學醫學進行疾病調查、研究，並順應臺灣社會習慣，才能推行有效的防疫工作。

2.3. 鴉片漸禁政策與總督府財政獨立

日本治臺之初，針對臺灣人所擬定的第一項衛生政策，是後藤新平提出的鴉片漸禁政策，也符合他的生物學統治策略。當時日本官方對於臺灣人吸食鴉片問題，多數主張應該嚴禁，但最終是他的建議勝出，原因是基於鴉片專賣的財政收入，以及嚴禁論造成臺人的反抗心理。後藤氏規畫的鴉片政策有三項特點，一是鴉片由總督府專賣，由官方在各地指定專門藥店販售鴉片，二是醫師診斷為煙癮者，才發給鴉片吸食牌照 (阿片吸食特許鑑札) ，方可購買到鴉片煙；三是對鴉片課以高稅，總督府坐收巨額的專賣獲利，也使得臺灣經營從原本的負債，至1905年達成財政獨立，不必再仰賴日本中央財源。

臺灣人吸食鴉片的慣習

　　這項政策施行之後，臺灣鴉片吸食者從1900年統計的16萬餘人，至1928年減少為2萬餘人，鴉片吸食者人數逐漸減少。不過，這並不是漸禁政策的成效，而是有幾項背景因素，一是鴉片煙癮者的自然死亡；二是在殖民地近代教育傳授鴉片危害相關知識；三是1920年代臺灣人主體意識覺醒，反殖民政治運動興起，以及國際衛生運動影響，臺灣人開始反對鴉片特許制。1930年，由臺灣民眾黨領銜的反鴉片新特許運動，迫使總督府修正鴉片政策，並設立「 臺北更生院 」，委由醫學博士 杜聰明 負責鴉片煙癮矯治工作，鴉片問題才真正進入漸禁的階段。

2.4. 近代衛生制度與傳染病防治

1896年，後藤新平最初對於近代衛生制度的規劃，除衛生法規之外，也選派日本優秀的專業人才來臺任事，包括發布傳染病預防規則，設立醫院及公醫制度，推薦東京大學工學部講師巴爾頓 (William K. Burton) 來臺規劃衛生工事，以及推派 山口秀高 擔任臺北病院院長。1898年初，他擔任總督府民政局長之後，重新整備近代衛生制度，目標在落實傳染病防治。
　　所謂衛生制度，包含兩個相輔相成的近代組織，一是近代醫療體系，另一是衛生行政組織。當時殖民地近代醫療體系之建立，首先是設立醫院與公醫制度，其次是為充實殖民地醫療人才，培養臺灣本土醫師。其中，最早設立的公立醫院於1898年起直轄總督府，改稱府立醫院，成為各主要城市的現代化醫院。1896年，創設公醫制度，公醫配置於各地，執行醫療與公共衛生工作。1897年4月，臺北病院院長 山口秀高 在院內開設「土人醫學講習所」。1899年3月，創立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為培養臺灣人現代醫學人才的搖籃。

 

　　同時，為執行臺灣的風土疫病調查，1899年設立「 臺灣傳染病及地方病調查委員會 」。1906年，設立臺灣總督府研究所，為醫學研究機構。另一方面，為順應臺灣人傳統醫療習慣，1901年公布「臺灣醫生免許規則」，實施漢醫檢定考試，但僅舉辦這一次，以限制漢醫發展。也就是一方面擴充近代醫學系統，但同壓制漢醫發展，以確立近代醫學體系。
　　至於衛生行政組織，當時日本的衛生行政歸屬警察行政系統，在臺灣，則善用傳統的保甲制度。1898年，總督府為縮減行政費用及維持舊慣，納編傳統地方自治組織－保甲制度，並結合日本警察行政系統，形成貫徹臺灣社會基層的行政組織，一種便宜、但強制性的行政運作。當時警察保甲組織不僅執行衛生事務，界有而包含廣泛的基層行政。警察不只是打擊犯罪，也打擊病菌。

2.5. 公共衛生的建立與鞏固臺灣統治

　　1901年，日本衛生技師 高木友枝 受聘來臺，擔任總督府衛生課長，主持臺灣衛生行政，展開以鼠疫為首的防疫工作。至1910年代，臺灣的重大傳染病如霍亂、鼠疫逐漸被控制，城市環境衛生大為改善。1905年之後，在臺日人死亡率不僅低於臺人，也比日本本國人死亡率低，顯示日本人在殖民地獲得良好的健康照顧。此一結果，不僅在鞏固殖民地統治，有利於殖民政治和經濟發展；同時，也奠定臺灣公共衛生的發展，有助於現代社會的建立。

3. 日治前期臺灣的鼠疫防治

3.1. 日本治臺初期的黑死病

　　鼠疫是存在老鼠與跳蚤之間，人畜共通的傳染病，常藉著跳蚤傳染給老鼠與人類。臺灣話稱它為「猫鼠症」 (鳥鼠仔症) ，日文稱為「百斯篤」 (ペスト) ，是仿照英文的Pest發音而來。鼠疫因感染的症狀不同，可區分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敗血性鼠疫三種類型。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多次鼠疫大流行，十四世紀歐洲所發生的鼠疫肆虐，造成上千萬人口死亡，以致使當地人口銳減；由於患者皮膚出現血斑，臉部腫脹，最後全身長滿黑斑而死亡，因此稱為黑死病。其實，這是敗血性鼠疫的典型症狀。1910年代，中國東北地區爆發的鼠疫大流行，是經由呼吸道傳染的肺鼠疫。1896年，就在日本治臺之初入侵臺灣的鼠疫，則是呈現淋巴腺腫大的腺鼠疫。

臺灣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容易帶菌的鼠類

3.2. 細菌學新發現與鼠疫伴隨日本殖民入侵臺灣

　　十九世紀末，中國南方發生鼠疫流行，1894年傳到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引發國際間科學家的關注。 細菌學 家法國 耶爾辛 (A. Yersin) 和日本 北里柴三郎 先後前往香港，調查鼠疫發生的原因。結果，兩人分別從患者身上發現致病的病原體鼠疫桿菌。在近代醫學史上，這件事是鼠疫 細菌學 的重大發現，也象徵 實驗室醫學 時代的來臨。

1894年香港鼠疫發生不久，由於閩南地區頻繁的船舶往來，鼠疫也入侵臺灣。1896年，總督府先在臺北市街發現鼠疫病例，隨後證實臺南市街早已淪為疫區；1897年，鼠疫再入侵中部地區。就此，形成臺灣北中南三個鼠疫流行系統，迅速蔓延西部各主要市街。殖民當局為防止鼠疫擴散，依據傳染病防治規則，進行病患調查與隔離措施，但引起臺灣人的恐慌，當成新政府的暴政，以各種方式逃避和抗拒。臺灣成為鼠疫疫區，不僅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也威脅殖民統治的穩定。殖民當局將黑死病與武裝抗日的「土匪」相比，可知鼠疫流行所造成的嚴重威脅。

1905年在臺灣各地日本陸軍部隊鼠疫患者分布圖

3.3. 高木友枝主持防治大計與人鼠大戰

　　十九世紀末，醫學家雖然發現鼠疫病因，但鼠疫流行的途徑仍然不明。1896年12月，殖民政府為解明鼠疫如何傳播，聘請東京帝國大學兩位學者 緒方正規 和 山極勝三郎 來臺調查，證實鼠類身上帶有病菌的跳蚤才是傳播媒介。這項調查成果，解答鼠疫流行機制，確立有效的防疫方法。

　　1901年，全臺鼠疫流行嚴重，鼠疫病死者超過三千人，總督府決定展開鼠疫防治工作。1902年，日本防疫專家 高木友枝 受聘來臺主持防治工作，並確立以撲滅老鼠為防疫大計，展開防疫措施，包括教導民眾捕鼠方法，如運用捕鼠器及毒鼠藥；動員社會大規模捕鼠，以柔性的利益引誘，懸賞獎金收購鼠隻，或者以強制的保甲規約，規定各家戶義務捕鼠，否則處以罰金。同時，施行市街重新規劃，或者拆除鼠疫傳染家屋，以及厲行環境清潔和消毒。由於近代 免疫學 發展，在鼠疫流行區也施行預防注射，圖增強民眾免疫力，但也引起民眾的恐慌。

　　同時，為防堵鼠疫入侵，也加強海港檢疫。1899年，總督府發布「臺灣海港檢疫規則」，配合傳染病防治法規，在各港口對船舶施行傳染病檢查事宜。另為防堵境外鼠疫入侵，基隆、淡水、高雄各港口設置防鼠壁、灌瓦斯，以及燻蒸等除鼠設施。

3.4. 鼠疫防治深入臺灣社會：家戶大清潔與日常生活衛生

　　日治初期臺灣發現鼠疫流行之後，總督府通令地方官廳施行消毒清潔或臨時大清潔。由於鼠疫年年發生，各地方大清潔成為例行事務。1905年，總督府公布「大清潔法施行規程」，規定地方廳長每年春秋兩季公布大清潔施行日期、地點及施行重點，並由警吏、庄長、保甲幹部到各家戶徹底檢查，以收實效。在清潔法施行的過程，保正帶領巡查、警吏，挨家挨戶檢查，貼上清潔和不清潔的分類標籤，不清潔者須打掃，到查驗合格為止。這種每年定期舉行的大清潔，逐漸成為保甲幹部自發的行動，也轉化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5. 臺灣社會沉默的抵抗與適應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醫學對於鼠疫尚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防疫重點在控制傳播媒介鼠類，以避免鼠疫傳播和擴散而已。不過，鼠疫流行的衝擊造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於臺灣人而言，無論鼠疫流行本身，或者殖民官廳厲行防疫措施，都造成日常生活的衝擊。
　　由於官廳鼠疫防治措施，包括：警察訪查家戶以發現患者，將患者送往隔離治療，焚毀患者衣物，對患者住宅和週邊加強環境清潔，以及患者住宅封閉七天不准進出。疫情嚴重者，封禁患者住宅近20天，以及拆除和焚毀患者家屋。這些措施造成人民惶恐，以致發生逃避檢疫和藏匿患者的情形。

　　當時臺灣人面對鼠疫流行，最初普遍反應是仰賴傳統信仰，祈求神靈護祐。其後，地方士紳也商議延請漢醫救治人民，可見仕紳崇尚社會救濟的傳統，轉化為推動公共衛生的行動。同時，漢醫積極參與防疫工作，也緩和臺人對於防疫措施的排斥，使防疫工作呈現新舊文化混合的性質。

3.6. 鼠疫催生臺灣的公共衛生

　　日治前期，臺灣的鼠疫流行長達二十餘年，至1918年全臺鼠疫終於平息。就在防疫工作推展過程，也孕育臺灣公共衛生的形成。臺灣這場大規模地鼠疫流行之所以平息，不僅是官廳防疫措施奏效，也是地方商紳和漢醫合作參與，以及地方保甲壯丁團勞動、協力的結果。顯然的，日至前期臺灣鼠疫流行的終結，是政治社會多元力量匯聚，以及新舊文化共同協力的成果。

鼠疫病死者與患者統計對照表

4. 臺灣瘧疾防治與熱帶衛生

4.1. 熱帶風土病─瘧疾 (Malaria)

　　瘧疾，由瘧原蟲所引起的傳染病，常見於溫帶與熱帶地區，臺灣因位處亞熱帶，早期也是瘧疾盛行之地。瘧疾最主要的症狀，為間歇性或週期性的畏寒及顫抖、發燒及出汗等，因此臺灣人稱為「打寒熱」，中文俗稱﹕打擺仔、寒熱鬼、寒熱症。瘧疾的英文「malaria」，日文音譯為「麻剌利亞」，字源是義大利文「mala aria」，意為「瘴氣」，或是Miasma、壞空氣，也有文獻稱為marsh fever沼澤熱)，因瘧疾常發生於沼澤地區。在明清時代的地方志書，臺灣被認定為「瘴癘之地」，是「瘧疾」這種傳染病盛行的結果。1895年日軍在乙未戰役中，感染瘧疾而失去戰力者最多；但並不瞭解瘧疾發生的原因，仍稱它為「臺灣熱」，僅運用奎寧治療，而無預防對策。

瘧疾導致脾腫大

4.2. 二十世紀初瘧疾研究的突破與熱帶醫學

　　在十九世紀之前，東西方社會都認為瘴氣是導致瘧疾的原因。1880年，法國軍醫 萊伏蘭 (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 發現瘧疾感染者的紅血球有寄生蟲，證實瘧疾的致病原因是「瘧原蟲」 (Plasmodium) 。1897年，英國駐印度軍醫 羅斯 (Ronald Ross) 提出「蚊媒說」，進一步證實瘧蚊 (Anopheles) 為瘧疾的傳播媒介，開啟瘧疾預防醫學的契機，也反映西方 熱帶醫學 研究的突破。
　　由於西方 熱帶醫學 的發展，總督府也展開臺灣瘧疾調查研究。1899年，設置 臺灣傳染病及地方病調查委員會 ，開始調查、發現瘧疾流行分布。1901至1903年，日本學者先後發現七種臺灣瘧蚊，為臺灣瘧疾研究奠定基礎。
　　關於治療瘧疾的藥物，原產於南美山區的金雞納樹皮(Cinchona)是最早被發現有效的治療藥。十七世紀中葉，歐洲人將金雞納樹皮帶回歐洲使用。1820年，法國化學家從金雞納樹皮萃取有效成分奎寧(quinine)，成為著名的抗瘧藥物。至1920年代以前，奎寧仍是主要的抗瘧藥物。

4.3. 瘧疾防治與日本駐臺軍隊防蚊試驗

　　在乙未戰役重創日軍軍力的熱病瘧疾，日治之後仍是在臺日人最嚴重的熱帶衛生問題。依據日治初期駐臺日軍的衛生統計，至1900為止日軍每年軍力耗損高達50％ 以上，前兩年更高達90％至100％，瘧疾為首要禍害。由於軍力為鞏固殖民統治的後盾，維護日軍健康成為殖民當局的迫切工作。也因此，日本在臺灣的防瘧工作，是以駐臺陸軍部隊為開端。1901年至1902年，駐臺日軍部隊營區施行防瘧試驗，主要以蚊帳、防蚊網及面罩等防蚊工具，避免被瘧蚊叮咬，獲致良好成效。從當時留存的照片史料，可見軍人頭戴防蚊面罩站哨，模樣滑稽。由於夏用蚊帳帽是特許品，並非人人都能入手，報紙廣告宣傳這產品可防毒蟲，是旅行良品，更是贈送軍人的最佳禮物。

4.4. 瘧疾防治的推展︰運用「對人法」與「對蚊法」

　　1900年代，由於總督府展開各種開發事業，造成瘧疾流行升高，使瘧疾防治成為迫切的工作。1909年，總督府首先在北投試行防瘧，對瘧疾感染者投以奎寧治療，這是德國 柯霍 倡導的「對人法」。同時，提倡使用蚊帳、排水、除草等「對蚊法」，以減少瘧蚊棲息空間，試驗結果成效良好。1910年，總督府制定雙管齊下的「瘧疾撲滅計畫」，其一是一般計畫，在一般地區以修築下水道、整理溝渠、竹林、雜草等防蚊法；另一是特別計畫，是指定特別防治區，除施行一般計畫，強制地區居民接受採血檢驗，以及感染瘧原蟲者必須服藥治療。1911年，總督府指定12個特別防治區，展開瘧疾防治工作。
　　1913年，總督府公布「瘧疾防遏規則」，明文規定防瘧工作權責和處罰規則，確立以「對人法」為主，兼採行「對蚊法」，並由地方廳執行防瘧工作，以及運用警察保甲組織強制的貫徹施行。不過，由於防瘧成效不彰，瘧疾死亡人數增加，1919年5月總督府公佈瘧疾防遏施行規程，加強驅蚊措施，轉向以「對蚊法」為政策主軸，明訂設立 瘧疾防遏所 和防瘧人員，以及防瘧經費來源。

4.5. 臺灣人對於瘧疾防治的感受與回應

　　1910年代，伴隨總督府防瘧工作推展，臺灣社會大眾逐漸被納入這場公共衛生的變革。臺灣人民的感受與回應，是另一值得觀察的問題。日治時期曾擔任保正的臺灣文學家 蔡秋桐 ，1931年發表小說〈奪錦標〉，以諷刺的手法，描寫警察大人下令保正動員村民，執行「刈刺竹」、「填窟仔」等防蚊工作，凡未確實執行，則被處以罰金，或連帶處罰。最後，這村庄獲得一等獎，成為「瘧疾防遏作業模範村落」，警察大人也因領導撲瘧有功而升官。不過，當警察大人高升而離去，村內防瘧工作也逐漸停頓、荒廢。這篇作品具體呈現官方以保甲制度監控人民生活，強制配合防瘧工作的不合理，徒增人民生活負擔，因此成效不彰。警察大人離去後，村落的防瘧工作並未持續，也反映官方和民間防疫觀念的落差。相較而言，「對人法」比較容易取得民眾的配合，原因是奎寧的藥效，讓民眾見到患者減輕痛苦的成效，以及不收醫藥費用，不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

4.6. 日治瘧疾防治的特點與影響

　　日治時期，殖民當局長期推動瘧疾防治，持續至殖民時代結束，從公共衛生而言，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與影響。1911年，總督府展開瘧疾防治工作， 1912年指定18個防治區，1924年防治區超過一百個，至1944年則達到197個防治區。伴隨防瘧工作的逐步推展，其成效反映在瘧疾流行及死亡率降低。不過，由於防瘧經費預算的考量，防治區並未在全臺普遍設置，指定防治區的住民血液檢查最多也佔60-70％。

新化瘧疾防治所

　　從當時瘧疾防治區的選定，並非以瘧疾流行嚴重、瘧疾死亡率高為優先考量，顯示殖民當局瘧疾防治的特殊考量。依據臺灣地形空間分析，顯示1910年代的防治區多集中在丘陵地區，1920年代以後增加臺中、新竹丘陵地帶、花東縱谷區及嘉南平原，1930年代後則以花東防治區最密集，高山地區增加防治區。這些防治區變動的意義，在日本人聚集的市街和花東一帶的日本移民村，以及樟腦、鐵道、水庫等官營產業開發政策有關的區域。換言之，瘧疾防治是依據殖民政治、經濟的需要而推展。

顧雅文1910-1931年瘧疾防遏區與死亡率分佈圖

　　.不過，日本為推展臺灣的瘧疾防治，對於臺灣瘧疾研究累積豐富的業績，奠定臺灣 熱帶醫學 研究的基礎。日治時期瘧疾防治的實務經驗，藉由全臺灣各地防遏所的工作人員，也成為本土公共衛生的經驗傳承。戰後初期臺灣公共衛生的重大成就，1965年世界衛生組織登錄臺灣為瘧疾根除地區，實奠基於戰前瘧疾研究與防治工作。

參考文獻

• 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2012。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臺北：稻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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