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臺灣原住民

陳宗仁

  我們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可以說是既親近又陌生。在我們生活周遭,從學校的同學到辦公室的同事,可能都有一、兩位是原住民;與我們朝夕相處,我們往往不會意識到他們的原住民身份,或許彼此並不覺得這樣的身份有什麼值得重視,但如果有機會接觸到台灣原住民的歷史文物時,我們可能會很驚訝的發現,原來這是多麼特殊的族群。

4349館藏編號 4349, 台灣的原住民「南島民族」

  台灣的原住民屬於所謂的「南島語族」,他們在地球上分布的範圍非常廣,橫跨兩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他們是擅長航海的族群,居住在沿海的地域或海中島嶼,當然也包括台灣島,語言學者認為他們的語言有某種類似性,似乎有著共同的祖源,遂命名為「南島語族」。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族群雖多,其語言仍屬南島語系,只是定居在台灣或移民來台的時間並不一致,有些族群在台灣居住的歷史可能有數千年以上,如泰雅族;有些一、二千年前或數百年前才來到台灣,如阿美族、達悟族(雅美族)。南島語族在台灣已有數千年以上的居住歷史,他們的聚落早已遍布全島各地,從海岸、平原,到丘陵、高山,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原住民社群生養其中,有些村社只有數十人或上百人,多者可達千人以上。由於原住民自身沒有文字記載的傳統,近代又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我們如果想了解台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樣貌,現在只能根據考古發掘、外人的文字描述以及歷史圖像。

外人眼中的原住民歷史

  據考古學者說,台灣島最早有人類居住,大約可以追溯至三至五萬年前,這些人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但至今僅殘留些許骸骨,我們很難推想這些台灣早期住民的面貌或生活情形。距今六、七千年前,台灣海岸出現一些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留存一些遺址,學者稱之為「大坌坑文化」,這些遺址的主人可能屬於「南島語族」,也是目前台灣部份原住民的古老祖先。他們在台灣居住了幾千年,直到十六、七世紀之際,台灣的原住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強勢的族群在此時紛紛來到台灣島,這些外來者有的來自中國、日本,更遠的來自歐洲的西班牙與荷蘭,這些族群先後帶來新的物質文化與思惟方式,例如:使用火槍與大炮作戰、使用金屬貨幣交易、向被統治者收稅、新的文字書寫、新的神明與信仰……,這些外來人同時也用文字描述他們眼中的台灣原住民。

4454館藏編號 4454, 這是台灣東部阿美族人的服飾,圖中男子亦是頭戴白色羽冠,上身赤裸。

  1582年有艘葡萄牙船在台灣北部海岸觸礁,船上的商人、傳教士棄船上岸,遇見了台灣原住民,據記載,有大約二十名住民接近他們,這些人赤裸上身,腰際僅圍著一條布,頭髮披散及耳,部份人的頭上插著白色的東西,像頂皇冠。這些原住民帶著弓及長鋒刃的箭,不發一語,開始撿拾漂上岸的布料(備註說明) 。十七世紀初中國的文獻《東西洋考》對台灣北部的原住民,有著生動的記載:淡水的原住民較貧窮,賣東西的價錢較平實,雞籠的原住民較富有,卻慳吝,東西賣出後,隔天還會吵著買主再多給些錢。

  同一時期,有位中國文人曾隨明朝水師來台,他見到外來商人在台活躍的情形,憂慮地寫道,原住民「自通中國,頗有悅好,姦人又以濫惡之物欺之,彼亦漸悟,恐淳朴日散矣。」除了商人之外,外來政治勢力亦先後進入台灣,1620年代以後,先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台灣南部,西班牙人接著佔領雞籠、淡水,1660年代鄭成功帶兵來台,取代荷蘭人的統治,1680年代清朝將台灣收入版圖。政權幾度變化,文獻對原住民的記載越來越清晰,但原住民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大。

  十八世紀中國人大量移民來台,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逐漸加深,將各地原住民區分為不同的社,據原住民的自稱或居住地點,賦與社名,如北投社、大雞籠社、新港社;同時,又根據原住民是否歸降清朝,區分為熟番(土番)、歸化生番、生番(野番),另外亦以居住地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平埔番或高山番,意思是住在平地或山地的原住民。

  從十八世紀以後,有關原住民的文字資料很多,特別是漢人與原住民的土地買賣契約、漢人對原住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官方有關原住民的統治與報告,但由於平地原住民與漢人混居,衣著、語言均學漢人,文化逐步流失、消逝,只有漢人眼中的「生番」──山區與東部台灣的原住民,因為與外界的接觸較少,尚能保有族群的傳統文化。

現代化與殖民地化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所謂的「生番」亦面臨新的挑戰,清朝官方為了開發山地的資源以及將原住民納入統治,施行所謂的「開山撫番政策」,軍隊進入山區,開築山道,與原住民戰爭,部份山區原住民被迫歸降,進而薙髮、易服,接受漢文化的教育。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日本人最初忙於與平地漢人的戰爭,1902年以後,平地的局勢較為安定,逐漸重視所謂「蕃地」問題,尤其是蕃地的開發,如伐木、採礦及煉製樟腦,以增進台灣總督府的收益,而「蕃人」,特別是「生蕃」,被認定是日本開發山地的障礙。1907年台灣總督府展開大規模的「理蕃」五年計畫,動用現代化的軍隊,拖著山砲,進入山區作戰,在剿撫並施的策略下,獨自生存數千年的台灣原住民社群逐漸歸順。台灣的山區開始出現日本軍人、警察及官僚,伴隨這些人的是軍營、分駐所、學校、交易所等新式建築,散布於台灣山區,台灣全島已成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一部份。原住民開始學習日語、穿和服,小孩上新式學校,原住民社會邁向現代化與殖民地化,代價是傳統文化的變異。

  受到西方人類學影響的日本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人,亦對台灣原住民感到興趣,他們受官方或學術機構的委託,進入台灣山區,對各地原住民進行調查,他們使用人類學的分類方式,按體質、文化、語言等異同,將所謂的「高山番」原住民區分為七族,後來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等學者又提出九族的分類方式,即現代人習稱的「泰雅、布農、排灣、鄒、賽夏、魯凱、卑南、阿美、雅美(達悟)」等族。九族的分類原本只是學者的看法,但統治者亦接受這些分類與族稱,沿用至今,已成為一般人對原住民的稱呼習慣,甚至連台灣原住民自身亦認同這樣的族名,當然也有原住民不接受這樣的稱呼,如台灣東部的泰雅族人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蘭嶼的原住民主張自己是「達悟族」。

4509館藏編號 4509, 身著和服的黥面少女,傳統與外來的文化在柔和的圖像中,形成強烈對比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認為台灣原住民分成「高山族」、「平埔族」,這樣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不論是高山或平地的各族,彼此間是不相同的。至於泰雅族或布農族等族稱,雖然是通用百年的稱呼習慣,但在過去的數千年來,台灣原住民是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主要的群體認同亦限於其村社,而非廣泛地認同「泰雅族」、「排灣族」之類的概念。

影像中的台灣原住民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統治迫使台灣原住民從傳統進入現代,在這個過渡的時刻,原住民在殖民者的鏡頭前,留下了他們的影像,亦即本書中的原住民圖像即出現於此一時期。

  自十七世紀以來,外人對原住民的描述,一直是停留於文字書寫。十九世紀中葉,台灣幾個主要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西方的商人、外交人員及傳教士來台工作,西方文化也隨之傳入台灣,其中包括當時還在發展中的攝影技術,使得對原住民的記載,出現了影像資料。十九世紀的西方攝影師們受到異民族的風土民情所吸引,在各地留下一張張的照片,台灣的原住民自然也成為他們拍攝的素材(圖四),不過當時攝影器材相當笨重,政府的統治力量尚未進入深山,因此,有關原住民的影像多半與平埔族群有關。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佔領台灣後,為了「理蕃」,台灣總督府主導各種調查計畫,留下很多的文字記錄與影像資料,使得有關台灣原住民的記載,不再停留於文字的描述,開始有了形象化的圖像。

  這些原住民圖像很快地透過各種出版形式,如書籍、寫真帖、明信片等,流傳到社會大眾,由於銷路良好,使得出版商人亦樂於發行與原住民有關的出版物,特別是原住民圖像的明信片。當時的商人為了利潤而生產這些明信片,一般人由於對原住民感到陌生和新奇,加上明信片價格低廉,而購藏這些明信片,買賣雙方大概都沒有料想到,在台灣原住民文化面臨大轉變的關鍵時刻,他們販賣或購買的這些日治時期明信片上,正留存著的原住民們的圖像,珍貴而具體地保留了二十世紀初期原住民的情貌。在這些明信片上,我們見到穿著雲豹皮外衣的頭目影像、見到頭骨架子上數十個風吹日曬的人頭骨;此外,還有更多的影像有關他們的狩獵、農耕、建築、服飾、飲宴、舞蹈及樂器等,這些均鮮明的展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眼前。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明信片中,約有八百餘張印製著原住民的圖像,可分為以下類別:番人家族、汲水、狩獵、武裝勇士、殖民統治、黥面與拔牙、飲酒、舞蹈、飲食、獨木舟、頭目、製陶、農耕、獵首、樂器、搗米、織布與縫紉、搬運、建築、服裝。
為求廣為流傳這些珍貴的圖像,本館從八百餘張的老明信片中,挑選四百餘張,分成兩冊出版,本冊明信片約二百二十餘張,內容可區分為六篇:生活、服飾、家族人物、統治、武裝勇士及工藝。

  1. 日常生活篇:本類圖像約一百一十張,又可分為六個子類,分別是農耕、搗米、製陶與汲水、飲食、樂器、飲酒與舞蹈等。
  2. 服飾篇:本類圖像約九十餘張,細分為四個子類,分別是織布與縫紉、日常服裝、盛裝、身體毀飾等。
  3. 家族人物篇:本類圖像有十八張。
  4. 統治類:本類明信片約七十二張,又可分為兩個子類,一是原住民傳統中的頭目,包含了九族中的大小頭目,另一子類是日本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統治,包括軍隊的出征、隘勇線的建立、原住民兒裡教育、原住民頭目到日本參訪等內容。
  5. 武裝勇士類:本類明信片六十五張,細分為三個子類,分別是武裝勇士的裝扮、出獵與捕魚的情形、以及與獵首有關的圖像。
  6. 建築與交通類:九十四張,分為三個子類,一是舟船,主要是達悟族的拼板船與日月潭邵族的獨木舟。一是搬運類,主要是原住民的背籃,這是他們常用的搬運工具,另一類是建築,包含住家、穀倉、會所、瞭望台等建築。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台灣山區及東部台灣的原住民面臨國家權力的衝擊,軍人、官僚、商人、學者紛紛進入原住民區域,近百餘年來,此一趨勢有增無減,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亦快速變異。這些影像中的原住民,是日本人統治台灣初期,仍明顯保留其語言、文化的原住民,但這些圖像並不純然是客觀真實的反映,圖像的背後,展現的是日本人(異族)或攝影者(他人)所感興趣的主題,涉及他們對原住民的看法及意識形態。只是這些殖民者留下的影像紀錄,對於生活在後殖民時代的我們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我們持續表達對帝國主義暴行的抗議,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的統治,但在慷慨激昂的民族情緒之外,也不妨平心靜氣地瀏覽這些殖民者、外來者留下的影像資料。即使拍攝時的觀點有偏頗,編印時的選擇有特殊意圖,但畢竟,百年之後,這些是我們先人僅存的珍貴圖像,也是當代人重構自身族群記憶的依據。

國家圖書館館長 曾淑賢謹識

  閱讀能力的掌握不僅決定學習的競爭力,也攸關國家未來的發展。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主辦2009年「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簡稱PISA),臺灣學生的閱讀素養在68個國家中排名第23名,遠落後中國大陸上海、香港、韓國、日本、新加坡。這個結果不啻是對臺灣閱讀教育的警示,也讓圖書館重新省思過去十幾年來全國各界推動的新閱讀運動,不應只是停留在「活動」的層次,而忽略閱讀力、理解力,以及建構知識的精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數位媒體的推陳出新,數位閱讀儼然將成為強化學生未來競爭力的關鍵之一,但數位資源的落差,卻製造衍生更多學習者因缺乏閱讀資源而陷入弱勢的循環。因此,當代圖書館如何在知識經濟來臨的時代,提供民眾優質閱讀環境,同時利用數位服務培育高素質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進而創造知識、提升國家競爭力,打造熱愛閱讀的社會,至為重要。

  政府支持圖書館經營,就如投資國家未來競爭力。回顧數位內容產業在臺灣推行發展已久,迄今已經超過10年。而國家圖書館自2002年開始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始終扮演典藏國家文獻、延伸數位加值的重要角色。在 2009年8月31日「數位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經行政院核定,由數位內容產業以數位出版為優先發展。在新閱讀時代的時代浪潮下,國圖責無旁貸,除了要推動國家型數位出版的永久典藏策略,也同時進行數位閱讀的推廣。因此,有鑑於國圖典藏豐富的古籍文獻與數位影像資源,不僅有助於學者研究,對於提升國民人文素養,展現中華文明在世界地位,具有恢弘之效益。在政府支持下,國圖率先提出「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計畫」,建構國家圖書館「數位出版品平台系統」,藉以回應數位閱讀新趨勢。

  在推廣數位閱讀方面,為提供讀者更優質多元的閱讀環境,國圖也規劃製作「漢學通覽經典」、「臺灣記憶」等系列電子書,希望透過這套具有豐富知識性的小品電子書,提供不同年齡層的人閱讀,藉此推廣數位閱讀。除了提供精緻閱讀內容,了解產業界與民眾賞閱、研究需求,更希望在世界文化舞臺展現臺灣與中華文化精緻與數位閱讀嶄新魅力,同時讓數位資源缺乏的偏鄉地區民眾,也能透過網路連線及各種電子書閱讀載具欣賞古典與人文之美,精進閱讀能力。

中華民國100年4月

老明信片的故事

陳宗仁

  對現代台灣人來說,明信片幾乎是快被遺忘了的書信工具,大概只有出國旅遊的觀光客或是明信片的收藏迷還能惦記著明信片。明信片是近代社會的產品,便捷的信息往來媒介,但若加上圖像,便成為趣味盎然的觀賞品。

明信片的起源

  明信片誕生於十九世紀的歐洲,世界上最早的明信片出現在1869年的奧地利(奧匈帝國),由於價廉、便利,很快地風行歐美各國,甚至隔了幾年也傳到亞洲來,1873年日本發行最早的「官製葉書(即明信片)」,1874年上海的「工部局書信館」也印製明信片,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單位,形同市政府,由洋人所辦,當時工部局書信館的明信片每張售價二十錢;1879年香港也首度發行明信片。因此,1870年代中國、日本已有明信片流通。
  最初,明信片只能在各國內部使用,1878年第二屆萬國郵政聯盟(Union Postale Universelle)大會在巴黎召開,會中協議國與國之間可以使用明信片,使得明信片更為風行,隔年日本亦發行所謂的「國際郵便葉書」。
早期明信片只有列印簡單的線條、花紋與說明文字,到了1880年代才有附加圖像的明信片,其中一面留白,可以書寫收信人姓名、地址,另一面則是圖像。同一時期,1885年萬國郵聯同意私人印製的明信片亦可作為信件使用,商人為求明信片的暢銷,配合當時攝影技術的發展,為明信片加上各類的圖像,內容廣泛,風土民情、人物肖像、現代建築、美術作品均成為明信片的題材,十九世紀末,這類圖像明信片也流行於中國,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則是圖像明信片(picture postcard)的黃金年代。

  對現代人來說,什麼時代以前的明信片才稱得上是「老」明信片,似乎頗難定義,由於國家圖書館目前收藏的這批明信片均屬日治時期,因此,本文所謂的老明信片即指此而言,亦即1945年以前,在日本、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的明信片,而此一時期的台灣老明信片,就全球的明信片發行史來說,正處於明信片在世界各地最盛行的年代。明信片是西洋產物,英文稱postcard,法文、德文或西班牙文的稱呼法均類似,即由post(郵寄) 與card(卡片)兩字合成,日本稱為「郵便葉書」,簡稱「葉書」,由郵政省發行者,又稱「官製葉書」;加印繪畫或相片者,稱「繪葉書」。一般明信片多為單片,另有「往復葉書」,即兩張明信片,收信人收到明信片後,再將其中一片寄給發信人,等於是回條之意。
Postcard一字中文譯為「明信片」,但近年來漸有人寫作「名」信片,溯其詞源,仍以「明」信片為宜。因為早在1896年清朝官方籌辦「大清郵政官局」,當時信件種類即有「封口信」與「明信片」之別,明信片之「明」似是相對於「封口」而言。

台灣的明信片小史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明信片?1860年開港以後,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及外交人員均在台居住、活動,也許他們已從國外攜入明信片。台灣最早的現代郵政可以追溯至1888年(光緒14),當時福建台灣巡撫劉銘傳仿照西洋郵政辦法,在台北府城設立「郵政總局」,當時信件係以重量、途程遠近計價,似乎尚未發行明信片;1895年台灣民主國時期,安平海關麥嘉林(C.A. McAllum)印製甚多的獨虎郵票,唯未見明信片。從1895年開始,台灣由日本統轄,故台灣的明信片轉屬日本郵政系統,其發行、格式、稱謂均受日本影響。

  自1873年以來,日本已發行「官製葉書」,故1895年以後,台灣應有日本官方發行的明信片流通,至於私人製作的明信片尚不允許使用;雖然1885萬國郵聯已同意私人發行明信片,但日本遲至1899年才同意私人製的明信片可以寄往外國,隔年則頒布「私製葉書」的製作規定,開放民間製造,此時日本已佔台四年,故台灣最早的私人製明信片應在1900年以後才有。另外,郵便法在1900年閏八月八日才施行於台灣,故在1900年以前,台灣即使有人使用明信片,亦應是日本印製,由日本人帶來台灣使用,但數量可能不多。


  1902年日本發行最早的「繪葉書」,即「萬國郵便連合加盟二十五年紀念」,一套六枚,其後幾年,日本的「繪葉書」極為流行,如1904-05年間日俄戰爭爆發,日本遞信省發行以此戰爭為主題的圖像明信片,前後八系列、四十七種,引發民眾購買熱潮,每逢發行日前,徹夜排隊,等候購買。此後,日本官方、民間習於發行各種紀念明信片集,明信片迷亦在各地發起交換明信片的聚會,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亦受此風潮影響。

5488館藏編號 5488, 台灣總督府始政十年紀念明信片之一,圖中為台灣原住民。

   1905年(明治38),台灣出現一場明信片的交換會,地點是在台北的丸中溫泉,可見日本的明信片熱傳到台灣。當年台灣總督府亦首度發行所謂的「紀念繪葉書」,紀念所謂的始政十週年(從1895年六月至1905年,日本在台統治已屆十年),其後每逢所謂的始政紀念日,台灣總督府會發行所謂的紀念繪葉書,另外,遇到一些重要事件,如1923年日本皇太子來到台灣,亦有紀念繪葉書。

  明信片按書寫格式有直式、橫式兩種,日治時期多屬橫式。發行數又有單片、雙片(即收件人可再寄回其中一片)的不同,甚至有連片的形式。至於郵資,有直接將郵票印上明信片,大部分的明信片未附郵資,須另外購買。

7446館藏編號 7446 台北生蕃屋發行的雙連片「高雄港全景」,此圖係手工上彩。(7446)

  就發行者而言,有官方發行,如台灣總督府,各級單位(如鐵道部、高雄市役所)、員工互助會等;有社會團體,如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日本葉書俱樂部等。私人多為書店、出版社發行,如台北的新高堂、生蕃屋、赤岡兄弟商會,高雄有南里商店等,甚至如台北的菊元百貨亦發行明信片。

日治時期的明信片,依其圖像粗細不同,可分為三類,影像最細緻者,屬照片製成的明信片,此類數量不多。其次則是用珂羅版印刷的明信片,此種卡片因未使用網版,圖像較細緻,但難以大量生產,大正時期漸為平版印刷取代,平版印刷的明信片,放大後可見明顯的顆粒。至於色彩方面,初期為黑白影像,後來使用植物與礦物染料,手工彩繪,此類明信片別有風味。1910年代開始有彩色明信片,初期的多色印刷並不如現今之分色製版,而是印刷過程中著色,色彩不自然,到了1930年代,彩色印刷才盛行。

當時明信片圖像來源主要有三類:

1. 取自照片:如使用森丑之助等人類學者拍攝的原住民照片。
2. 取自名家手繪風景,如吉田初三郎繪製的台灣各地鳥瞰圖、矢崎千代二
3. 、立石鐵臣、石川寅治等繪畫的台灣風景,甚至台灣美術展覽會的作品亦製成明信片。
4. 取自官方海報:如呼籲增產、「貯蓄三億圓」等海報,或博覽會的宣傳海報。

5276圖三 矢崎千代二的作品「台北龍山寺」5276

 

社會與攝影的對話

  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都會有那個時期的藝術表現形式,反映了當時的政經氣氛、哲學思想或是集體的審美情趣,二十世紀初期風行於台灣的明信片即是一很好的例子。明信片是非常平民化的藝術,大量生產,任何人都可以廉價購得,很容易吸引人們的收藏,當時明信片的主題非常多樣,如名勝、美人、人物、建物、災害、事件紀念、動物、植物、藝術作品、風俗民情,容易引人注意、欣賞。明信片的流行其實是受益於攝影技術的發展。攝影誕生於十九世紀的歐洲,1840年代此項技術隨著歐洲人傳到東方,洋人紛紛在亞洲主要商埠設立相館,賣相片賺錢。十九世紀下半葉照相技術日益進步,到了二十世紀初,攝影已能表現出較豐富的社會內容。相片容易被人閱讀、理解,進而接受,對於攝影者來說,這是一個抒發個人感情,表達對藝術、人生或是政治問題的手法,對閱覽者來說,圖片是那麼真實、可信;對於統治者而言,則是喚醒公眾覺悟或者是文宣洗腦的工具,換言之,不管使用者的目的是什麼,攝影使得大眾傳播變得非常便利。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日本人對新領地台灣產生極大的興趣,為了統治台灣,新設立的台灣總督府固然設立各種機構,對台灣的風俗、民情進行調查,除了文字資料外,亦留存甚多攝影照片,這些照片或是存檔,或是刊於官方出版品,當然有些變成明信片上的圖片。同一時期,日本學者亦受政府委託,或出於研究興趣,先後來台調查,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均留下甚多文字與圖像記錄;日本商人亦視攝影為時髦商品,來台開寫真館,在台拍攝照片賣錢,這些照片亦會製成明信片出售營利。

  大約在二十世紀前三、四十年,台灣官方與民間基於各種不同目的,競相發行明信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與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樂於購買明信片有關。當時的攝影技術雖較上一世紀成熟,但仍不普遍,當時人買明信片,與其說是為了通信,不如說是為了明信片上的圖片。對日本人來說,台灣是個新奇的領土,島上的南國風光令日本人感到好奇,來台工作或遊歷的日本人可以買些明信片寄給家鄉的親朋好友,作為紀念。而對台灣人來說,明信片同樣是時髦的商品,加上當時旅遊的風氣並不普遍,明信片上的都市建築或是原住民的人像、服飾,同樣引人注目。人們不再仰賴道聽途說,而是可以依靠影像見到寫實的景物。

古今之變

  目前國家圖書館典藏的日治時期明信片總數約有四千餘張,內容極為多樣,有台灣漢人、原住民的人像照、傳統的風俗習慣、清末舊街,也有二十世紀的新式街道、歐式建築,或是巨大的客輪,各地的博覽會等,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台灣風貌,不過內容雖多,卻大致圍繞著兩個主題:日本人眼中的奇風異俗與殖民地建設成果的宣揚。


  現代人要以怎樣的心情欣賞這些老舊明信片,也許有人喜歡這些明信片圖像中特有的美感,一種消逝的、不復見的情懷,但又好像與兒時記憶有些糾葛;有些人特別喜愛使用過的老明信片,數十年前的某人在明信片留下一些私人訊息,讓後代的人們有種窺探當年生活的樂趣;又或者有些人是為了學術的目的,想在老明信片的圖像中找到蛛絲馬跡,探索無言的前塵舊事。影像中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整個時空環境早已改變了。明信片是種無名的藝術,是某個時代、某個區域人們的集体趣味,它們曾經是某個個人的私有物,但它們的風格是屬於那個時代。置身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撫視著泛黃的老明信片,是否會想在一張張的影像間拼湊出上一世紀的風華容顏。用影像解讀歷史,用歷史解讀影像,老明信片留待讀者們的品味與觀賞。

專著

  • 千千岩助太郎,《台灣高砂族住家》,臺北:南天書局,1960。
  • 王嵩山,《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台北:稻鄉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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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瓦歷斯.諾幹撰稿,《泰雅影像紀錄展專輯》,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 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編,《伊能嘉矩收藏台灣原住民影像》,臺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1999。
  •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泰雅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二卷,阿美族、卑南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
  •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三卷,賽夏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四卷,鄒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1。
  •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原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黃智慧執行主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泰雅族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85[1996]大正時期刊印。
  • 成田武司編,《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臺北:成田寫真製版所,1912。
  • 阮昌銳,《台灣土著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94。
  • 阮昌銳等著,《文面、馘首、泰雅文化:泰雅族文面文化展專輯》,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1999。
  • 李天送,李建國,翁立娃作,《阿媽的織布箱──布農的家》,臺北:浩然基金會,2001。
  • 李莎莉,《台灣原住民衣飾文化:傳統、意義、圖說》,臺北,南天書局,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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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奇祿撰,《台灣排灣群諸族木彫標本圖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1961。
  • 陳奇祿,《台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
  • 淺井惠倫、笠原政治、楊南郡等編,《台灣原住民族映像: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臺北:南天書局,1995。
  •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撰稿,《台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等著,《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東京:凱風社,1988。
  • 黑澤隆朝,《台灣高砂族音樂》,東京:雄山閣,1973。
  • 童春發等撰文,《高砂春秋:台灣原住民之文化藝術》,臺北:立虹出版社1996。
  • 曾振名等著,《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998。
  • 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社,2000。
  • 喬宗忞,《台灣原住民史魯凱族史篇》,南投市:台灣文獻委員會,2001,924.9 4423-1。
  • 湯淺浩史編,《瀨川孝吉臺灣原住民族影像誌 鄒族篇》,台北:南天書局,2000。
  • 鈴木秀夫編,《台灣蕃界展望》,台北:理蕃之友發行所,1935。
  • 廖守臣,《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1998。
  • 劉其偉編,《台灣土著文化藝術》,台北:雄獅圖書公司,1986。
  • 鄧相揚,《邵族風采》,南投: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00。
    戴嘉玲編譯,《Formosa原住民寫真&解說集》,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
  • 謝世忠編著,《台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賽夏族》,臺北:南天書局,2002。
  • 藤島亥治郎著,詹慧玲編校,《台灣的建築》,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
  • Arthur Hacker, Bob Davis, and Ian Buruma, Historic postcard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tock House Productions, 1989.

論文

  • 何廷瑞,〈台灣土著諸族文身習俗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15/16卷。
  • 張瑞德,〈想像中國—─ 倫敦所見古董明信片的圖像分析〉,《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張旭宜,〈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未刊。
  • 葉神保,〈排灣族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興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鄭惠美,〈花蓮南勢阿美族服飾研究〉,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未刊。

館長序

  在新世紀的開頭幾年,我常思考:國家圖書館在現代臺灣社會中的定位、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發展的走向。我們努力的成果之一,即是在今年國家圖書館四月二十日七十年館慶中,開始啟用「臺灣記憶」、「臺灣概覽」資料庫。

  在「臺灣記憶」資料庫中,展示的是各種數位化的臺灣文獻資料,諸如民國五十年代以後的電視新聞影像、二十世紀的老照片、日治時期的明信片,以及清代臺灣各地的碑碣拓片等等。我們希望蒐集各種與臺灣歷史有關的文字、影像及語音資料,進行整理與數位化,期盼臺灣各地的在學學生與社會人士都能透過網路,不限時空,閱讀這些數位化的文獻資料。

  除了網路傳佈之外,我們希望將館藏重要的文獻資料,如老明信片、古文書等,如有適合發行紙本刊物者,亦將編印成冊,既方便大眾閱覽,亦可以提供學者們作為研究資料之用。

  準此,目前本館典藏日治時期明信片四千餘張,除了進行掃描、數位化之外,也根據不同主題,挑選相關的明信片,編輯成書,以廣流傳。

  明信片並不是現代主流的出版品,現代人接觸到明信片的機會也不多,但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卻是那個時代時髦的商品。明信片剛發行時,不過作為簡單信函的替代品,可是世界各地的人們卻很快地接納這種信件格式;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明信片的觀賞、收藏價值似已超過了它原先的書信功能,不僅在臺灣、中國或日本流行,在歐美各地也都出現了明信片的發行熱潮。

  本館典藏的老明信片即是上述世界性發行熱潮中的產品,在明信片的發行史上極具意義。

  對臺灣而言,館藏明信片上的圖像,來源雖多,但攝製的年代卻集中於1900至1940年間。撫視一張張的圖片,反映的是當時臺灣在政治、經濟、產業、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發展,紀錄了臺灣島及臺灣人民在上一世紀初期的物質與文化變遷,雖然這些圖片大部份都是日本人拍攝、日本人印製;換言之,這些可能都是殖民者留下來的資料,但對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人而言,這些影像資料確是屬於臺灣人共有的集體歷史記憶,十分珍貴。

  本書的編製由本館特藏組負責承辦,圖片的揀選、編排及文字的撰寫由陳宗仁編輯負責。附誌於此,並盼各界不吝賜正。

國家圖書館 館長  莊芳榮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識於國家圖書館

影像中的臺灣原住民

  我們與臺灣原住民的關係可以說是既親近又陌生。在我們生活周遭,從學校的同學到辦公室的同事,可能都有一、兩位是原住民;與我們朝夕相處,我們往往不會意識到他們的原住民身份,或許彼此並不覺得這樣的身份有什麼值得重視,但如果有機會接觸到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文物時,我們可能會很驚訝的發現,原來這是多麼特殊的族群。

  臺灣的原住民屬於所謂的「南島語族」,他們在地球上分布的範圍非常廣,橫跨兩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他們是擅長航海的族群,居住在沿海的地域或海中島嶼,當然也包括臺灣島,語言學者認為他們的語言有某種類似性,似乎有著共同的祖源,遂命名為「南島語族」。

  臺灣島上的原住民族群雖多,其語言仍屬南島語系,只是定居在臺灣或移民來臺的時間並不一致,有些族群在臺灣居住的歷史可能有數千年以上,如泰雅族;有些一、二千年前或數百年前才來到臺灣,如阿美族、達悟族(雅美族)。

  南島語族在臺灣已有數千年以上的居住歷史,他們的聚落早已遍布全島各地,從海岸、平原,到丘陵、高山,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原住民社群生養其中,有些村社只有數十人或上百人,多者可達千人以上。

  由於原住民自身沒有文字記載的傳統,近代又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我們如果想了解臺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樣貌,現在只能根據考古發掘、外人的文字描述以及歷史圖像。

 

外人眼中的原住民歷史

  據考古學者說,臺灣島最早有人類居住,大約可以追溯至三至五萬年前,這些人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但至今僅殘留些許骸骨,我們很難推想這些臺灣早期住民的面貌或生活情形。

  距今六、七千年前,臺灣海岸出現一些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留存一些遺址,學者稱之為「大坌坑文化」,這些遺址的主人可能屬於「南島語族」,也是目前臺灣部份原住民的古老祖先。

  他們在臺灣居住了幾千年,直到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的原住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強勢的族群在此時紛紛來到臺灣島,這些外來者有的來自中國、日本,更遠的來自歐洲的西班牙與荷蘭,這些族群先後帶來新的物質文化與思惟方式,例如:使用火槍與大炮作戰、使用金屬貨幣交易、向被統治者收稅、新的文字書寫、新的神明與信仰……,這些外來人同時也用文字描述他們眼中的臺灣原住民。

  1582年有艘葡萄牙船在臺灣北部海岸觸礁,船上的商人、傳教士棄船上岸,遇見了臺灣原住民,據記載,有大約二十名住民接近他們,這些人赤裸上身,腰際僅圍著一條布,頭髮披散及耳,部份人的頭上插著白色的東西,像頂皇冠。這些原住民帶著弓及長鋒刃的箭,不發一語,開始撿拾漂上岸的布料(備註說明) 。十七世紀初中國的文獻《東西洋考》對臺灣北部的原住民,有著生動的記載:淡水的原住民較貧窮,賣東西的價錢較平實,雞籠的原住民較富有,卻慳吝,東西賣出後,隔天還會吵著買主再多給些錢。(備註說明)

  同一時期,有位中國文人曾隨明朝水師來臺,他見到外來商人在臺活躍的情形,憂慮地寫道,原住民「自通中國,頗有悅好,姦人又以濫惡之物欺之,彼亦漸悟,恐淳朴日散矣。」

  除了商人之外,外來政治勢力亦先後進入臺灣,1620年代以後,先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臺灣南部,西班牙人接著佔領雞籠、淡水,1660年代鄭成功帶兵來臺,取代荷蘭人的統治,1680年代清朝將臺灣收入版圖。政權幾度變化,文獻對原住民的記載越來越清晰,但原住民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大。

  十八世紀中國人大量移民來臺,對臺灣原住民的認識逐漸加深,將各地原住民區分為不同的社,據原住民的自稱或居住地點,賦與社名,如北投社、大雞籠社、新港社;同時,又根據原住民是否歸降清朝,區分為熟番(土番)、歸化生番、生番(野番),另外亦以居住地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平埔番或高山番,意思是住在平地或山地的原住民。

  從十八世紀以後,有關原住民的文字資料很多,特別是漢人與原住民的土地買賣契約、漢人對原住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官方有關原住民的統治與報告,但由於平地原住民與漢人混居,衣著、語言均學漢人,文化逐步流失、消逝,只有漢人眼中的「生番」──山區與東部臺灣的原住民,因為與外界的接觸較少,尚能保有族群的傳統文化。

 

現代化與殖民地化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所謂的「生番」亦面臨新的挑戰,清朝官方為了開發山地的資源以及將原住民納入統治,施行所謂的「開山撫番政策」,軍隊進入山區,開築山道,與原住民戰爭,部份山區原住民被迫歸降,進而薙髮、易服,接受漢文化的教育。

  1895年日本佔領臺灣,日本人最初忙於與平地漢人的戰爭,1902年以後,平地的局勢較為安定,逐漸重視所謂「蕃地」問題,尤其是蕃地的開發,如伐木、採礦及煉製樟腦,以增進臺灣總督府的收益,而「蕃人」,特別是「生蕃」,被認定是日本開發山地的障礙。1907年臺灣總督府展開大規模的「理蕃」五年計畫,動用現代化的軍隊,拖著山砲,進入山區作戰,在剿撫並施的策略下,獨自生存數千年的臺灣原住民社群逐漸歸順。

  臺灣的山區開始出現日本軍人、警察及官僚,伴隨這些人的是軍營、分駐所、學校、交易所等新式建築,散布於臺灣山區,臺灣全島已成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一部份。原住民開始學習日語、穿和服,小孩上新式學校,原住民社會邁向現代化與殖民地化,代價是傳統文化的變異。

  受到西方人類學影響的日本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人,亦對臺灣原住民感到興趣,他們受官方或學術機構的委託,進入臺灣山區,對各地原住民進行調查,他們使用人類學的分類方式,按體質、文化、語言等異同,將所謂的「高山番」原住民區分為七族,後來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等學者又提出九族的分類方式,即現代人習稱的「泰雅、布農、排灣、鄒、賽夏、魯凱、卑南、阿美、雅美(達悟)」等族。

  九族的分類原本只是學者的看法,但統治者亦接受這些分類與族稱,沿用至今,已成為一般人對原住民的稱呼習慣,甚至連臺灣原住民自身亦認同這樣的族名,當然也有原住民不接受這樣的稱呼,如臺灣東部的泰雅族人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蘭嶼的原住民主張自己是「達悟族」。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認為臺灣原住民分成「高山族」、「平埔族」,這樣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不論是高山或平地的各族,彼此間是不相同的。至於泰雅族或布農族等族稱,雖然是通用百年的稱呼習慣,但在過去的數千年來,臺灣原住民是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主要的群體認同亦限於其村社,而非廣泛地認同「泰雅族」、「排灣族」之類的概念。備註說明

 

影像中的臺灣原住民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統治迫使臺灣原住民從傳統進入現代,在這個過渡的時刻,原住民在殖民者的鏡頭前,留下了他們的影像,亦即本書中的原住民圖像即出現於此一時期。

  自十七世紀以來,外人對原住民的描述,一直是停留於文字書寫。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幾個主要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西方的商人、外交人員及傳教士來臺工作,西方文化也隨之傳入臺灣,其中包括當時還在發展中的攝影技術,使得對原住民的記載,出現了影像資料。

  十九世紀的西方攝影師們受到異民族的風土民情所吸引,在各地留下一張張的照片,臺灣的原住民自然也成為他們拍攝的素材(圖四),不過當時攝影器材相當笨重,政府的統治力量尚未進入深山,因此,有關原住民的影像多半與平埔族群有關。

  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佔領臺灣後,為了「理蕃」,臺灣總督府主導各種調查計畫,留下很多的文字記錄與影像資料,使得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記載,不再停留於文字的描述,開始有了形象化的圖像。

  這些原住民圖像很快地透過各種出版形式,如書籍、寫真帖、明信片等,流傳到社會大眾,由於銷路良好,使得出版商人亦樂於發行與原住民有關的出版物,特別是原住民圖像的明信片。

  當時的商人為了利潤而生產這些明信片,一般人由於對原住民感到陌生和新奇,加上明信片價格低廉,而購藏這些明信片,買賣雙方大概都沒有料想到,在臺灣原住民文化面臨大轉變的關鍵時刻,他們販賣或購買的這些日治時期明信片上,正留存著的原住民們的圖像,珍貴而具體地保留了二十世紀初期原住民的情貌。在這些明信片上,我們見到穿著雲豹皮外衣的頭目影像、見到頭骨架子上數十個風吹日曬的人頭骨;此外,還有更多的影像有關他們的狩獵、農耕、建築、服飾、飲宴、舞蹈及樂器等,這些均鮮明的展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眼前。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明信片中,約有八百餘張印製著原住民的圖像,可分為以下類別:番人家族、汲水、狩獵、武裝勇士、殖民統治、黥面與拔牙、飲酒、舞蹈、飲食、獨木舟、頭目、製陶、農耕、獵首、樂器、搗米、織布與縫紉、搬運、建築、服裝。

  為求廣為流傳這些珍貴的圖像,本館從八百餘張的老明信片中,挑選四百餘張,分成兩冊出版,本冊明信片二百二十九張,內容可區分為三大類:統治、武裝勇士及工藝,大多是與原住民男子有關的圖片。

  1. 統治類:本類明信片約七十一張,又可分為兩個子類,一是原住民傳統中的頭目,包含了九族中的大小頭目,另一子類是日本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統治,包括軍隊的出征、隘勇線的建立、原住民兒裡教育、原住民頭目到日本參訪等內容。
  2. 武裝勇士類:本類明信片六十五張,細分為三個子類,分別是武裝勇士的裝扮、出獵與捕魚的情形、以及與獵首有關的圖像。
  3. 建築與交通類:九十四張,分為三個子類,一是舟船,主要是達悟族的拼板船與日月潭邵族的獨木舟。一是搬運類,主要是原住民的背籃,這是他們常用的搬運工具,另一類是建築,包含住家、穀倉、會所、瞭望臺等建築。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臺灣山區及東部臺灣的原住民面臨國家權力的衝擊,軍人、官僚、商人、學者紛紛進入原住民區域,近百餘年來,此一趨勢有增無減,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亦快速變異。

  本書影像中的原住民,是日本人統治臺灣初期,仍明顯保留其語言、文化的原住民,但這些圖像並不純然是客觀真實的反映,圖像的背後,展現的是日本人(異族)或攝影者(他人)所感興趣的主題,涉及他們對原住民的看法及意識形態。只是這些殖民者留下的影像紀錄,對於生活在後殖民時代的我們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我們持續表達對帝國主義暴行的抗議,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的統治,但在慷慨激昂的民族情緒之外,也不妨平心靜氣地瀏覽這些殖民者、外來者留下的影像資料。即使拍攝時的觀點有偏頗,編印時的選擇有特殊意圖,但畢竟,百年之後,這些是我們先人僅存的珍貴圖像,也是當代人重構自身族群記憶的依據。

臺灣,從16世紀開始在西方世界就被標記為FORMOSA(福爾摩沙)的島嶼,其原意就是「美麗之島」。其間遞嬗了四百年的歷史變遷,臺灣的秀麗山河,除了有先民的蓽路藍縷,血淚交織的感動物語,更有薈萃豐美的人文藝術與建築之美,這段歷史,除了以文字書寫的圖書史料之外,透過以影像記錄的攝影照片,為當時臺灣的山川美景與風土民情,留存了許多未經雕琢的初始風貌,現今更成為我們緬懷臺灣舊史裡最為珍貴的原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