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臺灣原住民
陳宗仁
我們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可以說是既親近又陌生。在我們生活周遭，從學校的同學到辦公室的同事，可能都有一、兩位是原住民；與我們朝夕相處，我們往往不會意識到他們的原住民身份，或許彼此並不覺得這樣的身份有什麼值得重視，但如果有機會接觸到台灣原住民的歷史文物時，我們可能會很驚訝的發現，原來這是多麼特殊的族群。
館藏編號 4349, 台灣的原住民「南島民族」
台灣的原住民屬於所謂的「南島語族」，他們在地球上分布的範圍非常廣，橫跨兩大洋──太平洋與印度洋。他們是擅長航海的族群，居住在沿海的地域或海中島嶼，當然也包括台灣島，語言學者認為他們的語言有某種類似性，似乎有著共同的祖源，遂命名為「南島語族」。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族群雖多，其語言仍屬南島語系，只是定居在台灣或移民來台的時間並不一致，有些族群在台灣居住的歷史可能有數千年以上，如泰雅族；有些一、二千年前或數百年前才來到台灣，如阿美族、達悟族(雅美族)。南島語族在台灣已有數千年以上的居住歷史，他們的聚落早已遍布全島各地，從海岸、平原，到丘陵、高山，都有著大大小小的原住民社群生養其中，有些村社只有數十人或上百人，多者可達千人以上。由於原住民自身沒有文字記載的傳統，近代又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我們如果想了解台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樣貌，現在只能根據考古發掘、外人的文字描述以及歷史圖像。
外人眼中的原住民歷史
據考古學者說，台灣島最早有人類居住，大約可以追溯至三至五萬年前，這些人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但至今僅殘留些許骸骨，我們很難推想這些台灣早期住民的面貌或生活情形。距今六、七千年前，台灣海岸出現一些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留存一些遺址，學者稱之為「大坌坑文化」，這些遺址的主人可能屬於「南島語族」，也是目前台灣部份原住民的古老祖先。他們在台灣居住了幾千年，直到十六、七世紀之際，台灣的原住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強勢的族群在此時紛紛來到台灣島，這些外來者有的來自中國、日本，更遠的來自歐洲的西班牙與荷蘭，這些族群先後帶來新的物質文化與思惟方式，例如：使用火槍與大炮作戰、使用金屬貨幣交易、向被統治者收稅、新的文字書寫、新的神明與信仰……，這些外來人同時也用文字描述他們眼中的台灣原住民。
館藏編號 4454, 這是台灣東部阿美族人的服飾，圖中男子亦是頭戴白色羽冠，上身赤裸。
1582年有艘葡萄牙船在台灣北部海岸觸礁，船上的商人、傳教士棄船上岸，遇見了台灣原住民，據記載，有大約二十名住民接近他們，這些人赤裸上身，腰際僅圍著一條布，頭髮披散及耳，部份人的頭上插著白色的東西，像頂皇冠。這些原住民帶著弓及長鋒刃的箭，不發一語，開始撿拾漂上岸的布料(備註說明) 。十七世紀初中國的文獻《東西洋考》對台灣北部的原住民，有著生動的記載：淡水的原住民較貧窮，賣東西的價錢較平實，雞籠的原住民較富有，卻慳吝，東西賣出後，隔天還會吵著買主再多給些錢。
同一時期，有位中國文人曾隨明朝水師來台，他見到外來商人在台活躍的情形，憂慮地寫道，原住民「自通中國，頗有悅好，姦人又以濫惡之物欺之，彼亦漸悟，恐淳朴日散矣。」除了商人之外，外來政治勢力亦先後進入台灣，1620年代以後，先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台灣南部，西班牙人接著佔領雞籠、淡水，1660年代鄭成功帶兵來台，取代荷蘭人的統治，1680年代清朝將台灣收入版圖。政權幾度變化，文獻對原住民的記載越來越清晰，但原住民面臨的挑戰也越來越大。
十八世紀中國人大量移民來台，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逐漸加深，將各地原住民區分為不同的社，據原住民的自稱或居住地點，賦與社名，如北投社、大雞籠社、新港社；同時，又根據原住民是否歸降清朝，區分為熟番(土番)、歸化生番、生番(野番)，另外亦以居住地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平埔番或高山番，意思是住在平地或山地的原住民。
從十八世紀以後，有關原住民的文字資料很多，特別是漢人與原住民的土地買賣契約、漢人對原住民生活的描寫，以及官方有關原住民的統治與報告，但由於平地原住民與漢人混居，衣著、語言均學漢人，文化逐步流失、消逝，只有漢人眼中的「生番」──山區與東部台灣的原住民，因為與外界的接觸較少，尚能保有族群的傳統文化。
現代化與殖民地化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所謂的「生番」亦面臨新的挑戰，清朝官方為了開發山地的資源以及將原住民納入統治，施行所謂的「開山撫番政策」，軍隊進入山區，開築山道，與原住民戰爭，部份山區原住民被迫歸降，進而薙髮、易服，接受漢文化的教育。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日本人最初忙於與平地漢人的戰爭，1902年以後，平地的局勢較為安定，逐漸重視所謂「蕃地」問題，尤其是蕃地的開發，如伐木、採礦及煉製樟腦，以增進台灣總督府的收益，而「蕃人」，特別是「生蕃」，被認定是日本開發山地的障礙。1907年台灣總督府展開大規模的「理蕃」五年計畫，動用現代化的軍隊，拖著山砲，進入山區作戰，在剿撫並施的策略下，獨自生存數千年的台灣原住民社群逐漸歸順。台灣的山區開始出現日本軍人、警察及官僚，伴隨這些人的是軍營、分駐所、學校、交易所等新式建築，散布於台灣山區，台灣全島已成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一部份。原住民開始學習日語、穿和服，小孩上新式學校，原住民社會邁向現代化與殖民地化，代價是傳統文化的變異。
受到西方人類學影響的日本學者，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等人，亦對台灣原住民感到興趣，他們受官方或學術機構的委託，進入台灣山區，對各地原住民進行調查，他們使用人類學的分類方式，按體質、文化、語言等異同，將所謂的「高山番」原住民區分為七族，後來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等學者又提出九族的分類方式，即現代人習稱的「泰雅、布農、排灣、鄒、賽夏、魯凱、卑南、阿美、雅美(達悟)」等族。九族的分類原本只是學者的看法，但統治者亦接受這些分類與族稱，沿用至今，已成為一般人對原住民的稱呼習慣，甚至連台灣原住民自身亦認同這樣的族名，當然也有原住民不接受這樣的稱呼，如台灣東部的泰雅族人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蘭嶼的原住民主張自己是「達悟族」。
館藏編號 4509, 身著和服的黥面少女，傳統與外來的文化在柔和的圖像中，形成強烈對比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認為台灣原住民分成「高山族」、「平埔族」，這樣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不論是高山或平地的各族，彼此間是不相同的。至於泰雅族或布農族等族稱，雖然是通用百年的稱呼習慣，但在過去的數千年來，台灣原住民是生活在自己的社群中，主要的群體認同亦限於其村社，而非廣泛地認同「泰雅族」、「排灣族」之類的概念。
影像中的台灣原住民
二十世紀初期，日本人的統治迫使台灣原住民從傳統進入現代，在這個過渡的時刻，原住民在殖民者的鏡頭前，留下了他們的影像，亦即本書中的原住民圖像即出現於此一時期。
自十七世紀以來，外人對原住民的描述，一直是停留於文字書寫。十九世紀中葉，台灣幾個主要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西方的商人、外交人員及傳教士來台工作，西方文化也隨之傳入台灣，其中包括當時還在發展中的攝影技術，使得對原住民的記載，出現了影像資料。十九世紀的西方攝影師們受到異民族的風土民情所吸引，在各地留下一張張的照片，台灣的原住民自然也成為他們拍攝的素材(圖四)，不過當時攝影器材相當笨重，政府的統治力量尚未進入深山，因此，有關原住民的影像多半與平埔族群有關。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佔領台灣後，為了「理蕃」，台灣總督府主導各種調查計畫，留下很多的文字記錄與影像資料，使得有關台灣原住民的記載，不再停留於文字的描述，開始有了形象化的圖像。
這些原住民圖像很快地透過各種出版形式，如書籍、寫真帖、明信片等，流傳到社會大眾，由於銷路良好，使得出版商人亦樂於發行與原住民有關的出版物，特別是原住民圖像的明信片。當時的商人為了利潤而生產這些明信片，一般人由於對原住民感到陌生和新奇，加上明信片價格低廉，而購藏這些明信片，買賣雙方大概都沒有料想到，在台灣原住民文化面臨大轉變的關鍵時刻，他們販賣或購買的這些日治時期明信片上，正留存著的原住民們的圖像，珍貴而具體地保留了二十世紀初期原住民的情貌。在這些明信片上，我們見到穿著雲豹皮外衣的頭目影像、見到頭骨架子上數十個風吹日曬的人頭骨；此外，還有更多的影像有關他們的狩獵、農耕、建築、服飾、飲宴、舞蹈及樂器等，這些均鮮明的展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眼前。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日治時期明信片中，約有八百餘張印製著原住民的圖像，可分為以下類別：番人家族、汲水、狩獵、武裝勇士、殖民統治、黥面與拔牙、飲酒、舞蹈、飲食、獨木舟、頭目、製陶、農耕、獵首、樂器、搗米、織布與縫紉、搬運、建築、服裝。
為求廣為流傳這些珍貴的圖像，本館從八百餘張的老明信片中，挑選四百餘張，分成兩冊出版，本冊明信片約二百二十餘張，內容可區分為六篇：生活、服飾、家族人物、統治、武裝勇士及工藝。
- 日常生活篇：本類圖像約一百一十張，又可分為六個子類，分別是農耕、搗米、製陶與汲水、飲食、樂器、飲酒與舞蹈等。
- 服飾篇：本類圖像約九十餘張，細分為四個子類，分別是織布與縫紉、日常服裝、盛裝、身體毀飾等。
- 家族人物篇：本類圖像有十八張。
- 統治類：本類明信片約七十二張，又可分為兩個子類，一是原住民傳統中的頭目，包含了九族中的大小頭目，另一子類是日本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統治，包括軍隊的出征、隘勇線的建立、原住民兒裡教育、原住民頭目到日本參訪等內容。
- 武裝勇士類：本類明信片六十五張，細分為三個子類，分別是武裝勇士的裝扮、出獵與捕魚的情形、以及與獵首有關的圖像。
- 建築與交通類：九十四張，分為三個子類，一是舟船，主要是達悟族的拼板船與日月潭邵族的獨木舟。一是搬運類，主要是原住民的背籃，這是他們常用的搬運工具，另一類是建築，包含住家、穀倉、會所、瞭望台等建築。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台灣山區及東部台灣的原住民面臨國家權力的衝擊，軍人、官僚、商人、學者紛紛進入原住民區域，近百餘年來，此一趨勢有增無減，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亦快速變異。這些影像中的原住民，是日本人統治台灣初期，仍明顯保留其語言、文化的原住民，但這些圖像並不純然是客觀真實的反映，圖像的背後，展現的是日本人(異族)或攝影者(他人)所感興趣的主題，涉及他們對原住民的看法及意識形態。只是這些殖民者留下的影像紀錄，對於生活在後殖民時代的我們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
我們持續表達對帝國主義暴行的抗議，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的統治，但在慷慨激昂的民族情緒之外，也不妨平心靜氣地瀏覽這些殖民者、外來者留下的影像資料。即使拍攝時的觀點有偏頗，編印時的選擇有特殊意圖，但畢竟，百年之後，這些是我們先人僅存的珍貴圖像，也是當代人重構自身族群記憶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