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頭目與日本統治

一、部落中的頭目

　　臺灣原住民分成很多社群，各社都有領導人，這些領導人的稱謂各自不同，在本書中統稱之為頭目。一般人常把原住民的頭目想像成獨裁的統治者，擁有很大的權威，但事實上，臺灣各地原住民頭目的權威大小，相差甚多。
　　臺灣歷史上出現過一些有名的頭目，如十七世紀臺灣中部有一位大肚番王，這個人叫Quata，統轄臺中地區數十個部落，荷蘭人與明鄭的文獻都曾提到他。十八世紀時，臺東有「卑南覓大土官文結」，十九世紀時，臺灣南部恆春又有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Toketoku)，這些都是臺灣某一區域的大頭目。

　　不過臺灣一直沒有出現統一全臺的總頭目，十七世紀初的中國文獻──陳第〈東番記〉記載臺灣的原住民是「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之，聽其號令。」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亦謂原住民社群、人口大小不同，但他們「皆推一二人為土官。其居室、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換言之，臺灣有些地方的頭目不僅權力不大，甚至還要自己耕作，與一般人無異，而頭目的產生亦視某個人力量的大小，由眾人推舉，不能世襲。

　　臺灣南部地區的頭目則較具權威，如排灣族、魯凱族的頭目身份是世襲，也是天生的地主，族人必須將耕作所得的十分之三供納給頭目，如果獵得野獸，還要獻上獵物的一條後腿。1898年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森丑之助到恆春調查時，他們寫道：「當我們分別由大股頭人及二股頭人陪同巡視時，受到了各蕃社大、小頭目最高的禮遇」，似乎透露出頭目在恆春地區的威望。

　　十七世紀以後，外來統治者會在歸順的社群中，選拔頭目，如荷蘭時代任命某些人為長老，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權杖，象徵統治者的權力，清代官方也會任命所謂的「土目」、「土官」，一直到日治時期亦然，臺灣總督府在各社群設立頭目、副頭目等職稱，每個月還有津貼可領。

　　這些外來統治者任命頭目時，通常會依照原住民各社的習慣，任命村社中的領導人為頭目，所以村社頭目與外來統治者之間還勉強能維持和諧，不過長期來看，國家的力量一直在原住民部落間擴張，目前臺灣一些原住民聚落仍有頭目，但其權威已大不如前。

　　本書在頭目類中共選用三十四張與頭目有關的明信片圖像，除了一張平埔族群的道卡斯族頭目外，其餘包含了卑南、魯凱、賽夏等十族的頭目。

二、帝國的殖民統治

　　近代日本與臺灣的關係，可以溯源自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當時日本藉口琉球難民被臺灣原住民殺害，出兵臺灣，與屏東的排灣族人交戰，事後，清朝與日本簽訂和約，清朝賠款，承認日本出兵的合法性，而日本軍隊則撤出臺灣。這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度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當時參與此一事件的樺山資紀、水野遵等人，後來在1895年分別擔任第一任臺灣總督與民政局長官，可見牡丹社事件對後來歷史的影響。

　　日本佔領臺灣後，為了征服臺灣的原住民，特別是「北蕃」──泰雅族，在北部臺灣山地設立了四條隘勇線，阻隔泰雅族與外界往來，試圖控制槍枝與食鹽流入山區。清代漢人在山區開發時，採行隘勇制來警戒、防禦原住民的攻擊，日本人亦承襲此習，並加以制度化，除了由警察單位直接指揮，加強了警備的功能，又添設現代化的設施，在險要地點設置山砲、地雷、通電的鐵絲網等，限制原住民的活動，迫使他們歸降。1906年佐久間久馬太擔任臺灣總督，此人也參與1874年的侵臺行動，此時來臺，推動著名的「理蕃五年計畫」，對臺灣原住民採行軍事攻擊策略。自先祖以來，一直獨立自主的臺灣原住民社群至此逐步成為「歸順蕃」。

　　本類有十九張圖片，主要為「征戰」與「教育」兩個主題，征戰的部份，除了日本軍隊在山區活動的照片外，很多與隘勇的設施有關。至於教育方面，原住民歸降後，日本人設立「蕃童教育所」，試圖教化原住民兒童，這被視為日本「理蕃」事業中的德政，故成為明信片發行者愛用的主題。本類圖片大部份是拍攝原住民小孩在「蕃童教育所」的上課情形。

三、到日本的觀光類團

　　本類共計有十九張圖像，內容是日治時期臺灣各地原住民頭目受邀到日本參觀的照片。日本人認為，原住民不願意歸順，是因為他們住在深山中，不了解世界局勢的變遷與日本帝國的強大，於是花錢載運臺灣原住民頭目到日本去，讓他們見識帝國興盛的面貌，希望藉由這樣的參訪，臺灣原住民會因此覺悟，放棄抵抗。參訪的內容主要是觀看日本軍隊的演習、兵工廠、飛機航行，另外則是現代化的市街、工廠等，再加上日本各級官員的訓話。

　　1897(明治30)年八月舉辦第一次的內地觀光，在埔里撫墾署長長野義虎帶領下，有泰雅族、布農族、鄒族及魯凱族等十餘位原住民頭目到日本去。日本政府後來舉辦多次這樣的參訪活動，當時稱作「內地觀光」， 本類圖片收集了兩次的參觀活動，一次是1911年(明治44年)九月的泰雅族觀光團，共有從三十七社選出的四十三名頭目參加，其中有女性頭目。另一次是1912年(明治45年)九月，亦是泰雅族的參訪團，共有四十社頭目五十二人參加。1930年代霧社事件的領導人莫那魯道當時也曾參加這類活動。

　　臺灣總督府陸續舉辦此類活動，幾乎臺灣各族都有頭目被送到日本參訪，當時日本文獻提及此事，多半認為對啟發原住民「智識」頗有成效，只是費用開支太大，所以，亦舉辦到臺北觀光的活動，或是鼓勵山區原住民到平地都市，如花蓮港等地參訪。

　　1916年(大正5年)日本人在臺北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共邀約臺灣各地原住民中有勢力者六百人前往觀光，當時日本官員對原住民有如下的一番訓示：官民由四面八方齊集臺北，熱鬧非凡，各位必定大感驚訝，但日本本土都市在平時即如今日般繁華。如比較日本與臺灣的面積，日本大如熊，而臺灣僅有兔子大小。如比較日本與臺灣的人口，日本人口有如裝滿豆子之大桶，而臺灣人口則僅有一巴掌量的豆子。……發覺自己社區狹小、住屋齷齪、生活水準偏低、知識程度不高。……你們自古以來深居山中，雖然知識及技術不發達，若能遵從廳長、支廳長及警察官吏等之指導，努力農耕，厚積資產，不怠忽子女教育，則毫無疑問，必能與平地人並駕齊驅。若仍不革除惡習，不聽命官府，戕害人命，必受國法制裁。若膽敢聚眾反抗，警察及軍隊將大舉討伐，此點為各位所熟知。日本人大概很認同這段話，將之收錄在官方出版品中，這些文字反映了當時日本統治者對臺灣原住民的態度。